离别四十年 今日回延安（道镇篇）

    【本文时代背景】文中所称某某大学，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。1952年，原北京大学农学院、清华大学农学院等合并成北京农业大学，1969年，北京农业大学搬迁到河北省涿县农场，改称华北农业大学。1970年，华北农业大学搬迁到陕西省延安地区，分布在从洛川县到延安将近200里路的山川里，后和延安大学合并，称作延安大学。1972年开始，陆续搬迁回北京，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。

      “心口莫要这么厉害的跳，灰尘呀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…，手抓黄土我不放，紧紧贴在心窝上。几回回梦里回延安，双手搂定宝塔山。”在北京西站的站台上，望着将要把我带到延安去的T43次列车，心头总是不断涌动着贺敬之《回延安》的一行行脍炙人口的诗句。

        总是想不明白，仅仅只生活过两年的陕北，为什么居然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那么不可磨灭的印迹。不仅仅是我，几乎当年所有和我一起去陕北的半大小子们都有这样的感受。也许是当年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无忧无虑，也许是在陕北两年吃了一辈子几乎所有的苦，而这苦难又是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财富，也许是陕北老乡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实在的中国人，反正自陕北回京之后，心就经常飞回那片令人魂牵梦绕的黄土高原。而今天，时隔四十年之后，随着列车的隆隆西去，这梦境就要变成现实！

       【奔赴延安】 

      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期，一个9月中旬的下午，河北省高碑店火车站一下子拥入了几百个手提肩扛着大小包裹的人，这支队伍的主体是30-60岁的中年人，他们之中，有中科院院士、有一级教授、有建国初期从国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。此外，上有70多岁的古稀老人，下有几岁的弱小儿童。他们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“XX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？要统统搬到农村去”的光辉指示，在从北京校址搬到河北省一年后，又随着林副主席“一号战备命令“的下达，38军进驻河北校区，继而迁校到陕北延安。大人们望着延伸向远方的冰凉铁轨，也许在想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呢？而身处狂热年代的我们一群懵懂少年，心中却充满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。

         北京到西安的列车在高碑店站停车两分钟，根据实际情况又延长了两分钟，四分钟之后，几节硬座车厢吞进了几百名男女老幼，向着中国的西部驶去。第二天中午时分，列车到达西安，午饭后，坐上大轿车到达铜川市，夜宿铜川一家条件极为简陋的招待所。第二天一早，分乘数辆带篷布的大卡车向延安地区进发，中午在洛川县城吃饭，傍晚时分，终于到了我们将要生活的地方—陕西省延安地区甘泉县道镇公社道镇大队第六小队。

      【15岁的男人】

       那时候的我们，充满着好奇、充满着活力，也不知何为忧虑。一路上，作为小一辈年龄最大的一拨（上一届已经初中毕业，留在北京工作），我们几乎担负起了照顾老幼的全部职责：搬运行李、端茶倒水、打扫车厢…，座位不够就站着，实在累了铺几张报纸就睡在椅子底下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在无忧无虑的同时，也真真切切萌发了一种责任感，也可以这样说，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开始成长为男人了。那一年，我刚满15岁。

         后来，记得有一次在网上聊天，对方告诉我，他是个男孩子。我问他，你多大了？他说28岁了。尽管深知时代不同，我还是感到全身一阵恶寒！我说你28岁了还是男孩？他说自己感觉就是个男孩子，我靠，说得我狂汗！我只好告诉他，我从15岁开始，就已经感觉自己是个男人了。

↓在陕北窑洞前16岁小男人的留影。

      【道镇今昔】

         当时我家被分配到位于道镇后沟沟口的一户农家居住，主人叫魏凯明。他家有两孔土窑洞和一座小平房。他一家住一孔窑洞，一孔放杂物，我家四口就住在那间小平房里。这次回到道镇，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魏凯明家。问了道镇的老乡，得知魏凯明30多岁就已去世，他的婆姨也是40多岁去世，三个孩子都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。到了原来的那个小院一看，院门紧锁，门缝看里望去，院子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。已经看不清那两孔窑洞的模样了。四十年蹉跎岁月，人生变故令人唏嘘。↓

      我家住过的那间小平房还在，只是不知为什么原来朝院内开房门，现在从房后开了。房门没锁，我还能打开房门上的铰链进去看看。很难想像这就是当年住过的房屋。↓

      当年一家四口就是挤在这样一张炕上，好在我在甘泉县城上中学，只有周末和假期才回来。↓

       家门前是一条小河，道镇后沟的学名“水泉沟”就因此而得名，现在一看风景还不错，可是当年似乎从来也没注意过这条小河的存在，今天的记忆中怎样也无法翻找出关于风景的部分。↓

       出家门向左是后沟的入口，走几十里路也到不了尽头，不知通向哪里。寒假期间，学校安排必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，劳动结束后由生产队给学校开证明信。我的任务是积肥3000斤。每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就跟着进沟的牛群屁股后面拾粪，晚了就会被别人拾走。零下20多度的低温，从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屋里起床，走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，挑着装牛粪的扁担，现在也不多见了吧。↓

       每天拾粪回来就堆放在这个位置，一个假期下来也是很大一堆。记得听人说过牛粪可以烧火，一天突发奇想做一下试验，就把边上的牛粪点燃了。没想到牛粪干了非常容易燃烧，引着了大堆牛粪，等到把火扑灭，牛粪已经烧去了一大半。只好从头拾起，一个假期总算完成了任务。↓

↓现在的牛粪也没人拾了。

       后沟的最后一家住的是小队长，每次假期参加劳动都是去他家报到，劳动结束也是他给开具证明。现在是一片荒芜，不知人家到哪里去了。↓

      旁边的两孔窑洞是魏凯明的父母家，窑洞的条件好一些。他家住的老师回北京后成了著名微生物学家、中科院院士。听说去年这家的老婆儿（老太太）才去世，她家里还挂着我的一张照片。本来想着能见到，可是……  ↓

       从家里通向外边的小路，也是去水井挑水的必经之路。别看这个坡不大，可是只要下点小雨，上坡下坡就很湿很滑，走路都困难极了。↓

↓记得非常清楚，上坡之后下了这个坡就是水井了。

↓水井还在原处，只是上面盖了个小棚子。

       老乡说，现在有了自来水，水井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。只是有时自来水停水时备用。当年每星期去县城上学前，我都是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缸挑满，大约要12挑水。锻炼得后来到北京上学参加抗旱劳动，一天挑水60华里，一步不落。↓

     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村里通了电，以前点的是煤油灯，穷一点的人家把一个墨水瓶做个铁片盖子，穿上一根棉绳就是煤油灯了，我们从北京带去的马灯都算是高档货。这些东西今天摆在酒吧里，可是不错的装饰。↓

       厕所也有些变化，居然有了石头搭建的。记得以前多是个破棚子，你拉屎的时候狗就等在外面，拉完后狗进去就把屎给吃了。↓

       因为我家的居住条件太差，后来调整到了住在道镇南边的另一个老乡家。那家原在北京军队里是团级干部，因故回到老家，退伍费拿得不少，盖的窑洞当年也是道镇数一数二的。不过夫妇二人也已去世，孩子们也都出去了，没能见到，院子也没能进去，又是一桩遗憾。↓

      只能隔着院墙拍照了，正中间那孔窑洞是我家住过的。窑洞原本是青石的颜色，当年因为要拍电影《万水千山》，这排窑洞显得太新与时代背景格格不入，故剧组给涂刷成了这个颜色。↓

↓道镇新修建了一条新街，应该就是原来的210国道，而新的210国道改绕洛河边去了。

↓镇内也新修了一条街道，可以一直通向道镇中心学校和后沟。

       而原来道镇的老街已经面目全非，几乎就是一条废弃了的街道。记忆中的铁匠铺、卫生院、商店、屠宰场…，都已不见踪影。↓

       屠宰场旧址，以前很喜欢去那里玩，因为那里养着两只狗。狗天天吃屠宰场的下脚料，体型巨大，眼睛血红，有点像小狮子。不过天天见人，性情还是很温顺的。↓

↓去的那天，道镇的街口正在上演黄陵县剧团的大戏。

    看戏的道镇人。陕北人也许是我见过的最朴实的人了，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在这片高原上祖祖辈辈的辛勤劳作，与世无争，自称为“受苦人”，去过就知道，这是个再贴切不过的称呼了。在那个混乱年代，也正是这些朴实的“受苦人”接纳和养育了我们，对他们，我们永远有着一种亲切和感激之情。↓

       四十年过去，道镇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很多住起来比较潮湿的土窑洞都废弃了，代之以青石窑面或者全部用石头箍成的窑洞。但是与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突飞猛进、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，显然微不足道。总的感觉是，延安地区因为煤炭和石油富了，有的地方不逊于鄂尔多斯，但是富了谁、富了多少人不知道，对于众多的百姓来说，变化实在不大，他们与富绝缘，望富兴叹，过的依然是最底层大众的生活。↓

↓窑洞里面条件也好了些，墙上、炕边、锅台都镶上了瓷砖。

      忘了问道镇现在烧火做饭使用什么燃料，过去都是烧木柴。当年我们家里都是买木柴来烧，一分钱一斤。刚到道镇的时候，我们一群半大小子看到满山的树木，以为砍柴很容易，于是自发的组织起来进山，想自力更生一下。进山才知道，活着的树木是不能砍的，砍下来也不能烧，只能找那些枯死的树木。要找到这些死树，20里路以内是没有的，于是第一次进山砍柴铩羽而归。

     柴砍不到，劈柴却是必要的功夫，因为买来的木柴太粗，也有些潮湿，不能直接烧，一定要用斧子劈开才能烧。↓

       我想找一把当年劈柴用的斧子看看，这老汉二话不说，转身就去他家的窑洞里找斧子去了，陕北人就是这样热情而实在。↓

       陕北的斧子威风凛凛，长把，有分量，用起来得心应手。当年进山砍柴，就是一把斧子一条绳子。这斧子是镇上的铁匠铺打造的，相当给力，一棵树几斧子就砍下来了。要是劈人头，估计一下子就两半了。  ↓

       可能是因为去的时候年龄不大，学习语言的能力强。相隔几十年，居然还能和当地人狂喷陕北话。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是北京出生，在陕北只呆了不到两年。都认为我是陕北人，出去上学后留在北京工作呢。这就使得和当地人的沟通全无障碍，亲近感油然而生。

        路边碰上这老汉（老汉？），一问刚50出头，当年他才是个7、8岁的娃娃，真是岁月催人老啊。↓

↓老汉的婆姨，抱着他们的小孙子。

↓道镇街上也有了时髦女子。

       道镇旁边的洛河川，看来水不多了。当年的洛河，平日里看着不宽，可以一旦发起洪水来还是相当凶猛。河面一下子宽达百米以上，河里翻滚着上游冲下来的很多东西，几乎什么都有：衣柜家具、自行车、西瓜、树木、猪，甚至还有人的尸体。胆子大、水性好的老乡有时借着洪水捞些柴木，也有好心的老乡捞出尸体排在岸边等待上游的亲人前来认领。↓

      在这片河滩上，我也参加过队里的劳动。为了节省粮食，陕北农民每天吃两顿饭：因为当时没有计时工具，早上鸡叫出工（5点多），从山上往家里背谷子两趟，吃第一顿饭（9点左右），这顿饭是半干的，饭后接着干活，在这洛河滩上看到南边方向铜川—延安的长途汽车开过来了（下午4点多），也就是收工的时间。这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所以要吃干。吃完饭呢，一般就洗洗睡了，否则点灯还要花费煤油钱。那个年代，陕北农民过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。↓

    ↓当年在洛河中大石头上的留影。前面的是中科院院士、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、一级教授、前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娄成后之子，现在美国做医生。

       用一张当年回家的路来结束道镇篇吧。每个星期从县城放学回家，210国道下来，顺着这条路，就能回到家中，比起知青们来，毕竟我们在陕北还有个家。尽管那个年代在陕北过的日子是如此艰辛，但是也躲过了很多在北京了会遇到的抄家、批斗、打杀…，人们在那里平静地面对着现实，顽强地活着，或许，这也是一种生活！

     【道镇背景资料】道镇位于甘泉县城南20公里、延安市南60公里处，建在洛河旁，古称道佐铺。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部曾设道镇，毛泽东、彭德怀于1935年11月，曾专程赴道佐铺接见徐海东、程子华。